学术文摘丨北京耶稣会北堂和中国植物图像：十八世纪中西园艺学交流的一则轶事

《紫禁城》2018年第10期

北京耶稣会北堂和中国植物图像

十八世纪中西园艺学交流的一则轶事

王廉明

十八世纪的中西植物学交流密切，其中北京耶稣会北堂和欧洲各大植物园和科学机构建立了联系，在介绍、研究、收集和引种中国植物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该世纪下半叶时，随着欧洲各地“中国风”园林的兴建以及法国重农主义的兴起，欧洲上层社会对中国植物的兴趣逐渐从纯粹植物学领域转移到了园艺学。文本试图借助一张由北堂传教士寄往欧洲的画作，去探讨十八世纪中西园艺学交流中一段被人遗忘的轶事。

《圣心图》所见之北堂花卉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圣心图》（图01）是一件由在京的法国教士寄往欧洲的一件画作。该画尺幅巨大，包含了众多人物和建筑细节，为研究北堂的建筑以及圣心瞻礼活动提供了翔实可贵的材料。值得注意的是，该画似乎有意地保留了大量的植物细节，除南首甬道边的20棵石榴盆栽外（图02），天主堂前的田字花坛共有花境184格，其中有116株花卉的花序和叶型清晰可见（图03、表01）。

图01

图02、03

表01

花卉在花境中分布错落有致，色彩交相呼应。细数图中花卉，可以确定至少有18种夏日庭院常见的植物，其中包括萱草、蜀葵、玉簪、蔷薇、栀子花和石榴这样的多年生草本及木本植物，也参杂了虞美人、凤仙和鸡冠之类的一、二年生草本（图04、05）。

图04、05

据康熙年间成书的园艺学著作《花镜》所记，如要“四时有不谢之花”，则花的下种、分栽和移植需要讲求天文、节气和搭配。比如正月需移植蜀葵，插仟蔷薇、栀子和石榴；二月则可分栽石榴、玉簪和蜀葵，移植萱草、扦插栀子花和石榴；三月则宜移植蔷薇、栀子、压条栀子和夹竹桃，下种栀子，凤仙和鸡冠等等，如此可以保证不同品类的花卉按照不同时节次第开放，从而季季有花，四时不谢。如在三四月下种或移植凤仙和鸡冠，六月可收获“凤仙降于庭，鸡冠环户”的景致。入夏后，五月会“榴火烘天”，六七月则进入“茉莉来宾”，“玉簪搔头”之际。而此时下种的梅核、杏核、桃核、李核、蔓青、葵和水仙，以及接换的海棠、春桃等，花期则可待到次年春季。

然而，纵观《圣心图》中所见之花草，皆为夏季植物，缺少了其它三季花卉。若按此图配置花圃，那北堂花园很可能三季无花可赏，与中国文人理想的“四时花卉”之景有异。另外，图中多常见的庭院观花植物，鲜有珍稀品种，与藤蔓、灌木、乔木等亦无关联，这也不合乎清代园林的布局规范。以圆明园、避暑山庄这两处清代皇家园林为例，圆明园中除了常见的庭院植物如百日红、丁香、玫瑰、黄刺梅、垂丝海棠、月季、芍药、桂花、山茶、夹竹桃、腊梅、紫藤、茉莉、樱桃外，还有汇集了许多水生植物和各种乔木。园内每处景观，必混搭草本乔木，使其花期涵盖春夏秋三季。例如嘉庆八年《芳碧丛保合太和殿地盘样》所见（图06），前庭中有玉兰、李树、松树，乾隆朝时该院还曾有凌霄花、木芙蓉、太平花、白玉兰、珍珠花、芍药、牡丹、碧桃、爬山虎、杏、梨等等，都是四时芬芳、花木齐备的景象。

图06

再如承德避暑山庄，虽地处关外、气候寒冷，但其植物配置也会至少涵盖春秋冬三季。除盆栽花卉如桂花、月季、牡丹、兰花、绣球花、佛手、栀子花、荷花、菊花、玉簪、鸡冠外，还有大量的塞外野生草本，如翠雀、剪秋萝、秋海棠、金丝桃、芍药、石竹等，以及包括万寿菊在内的40多种海西洋菊和西洋花卉。

图07

图08、09

由此可见，相比宫廷植物种类的繁多和稀有，北堂所呈现的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庭院植物配置，而仅仅是一个夏季花卉的集锦。而且，画中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原生花卉，比如玉簪花和荷包牡丹（图07）。据陈淏子所记，玉簪花“一名白萼，二月生苗成业。叶大如小团扇，七月初抽茎，有细叶十余。每叶出花一朵。花未开时，其形如玉搔头簪。洁白如玉，开始微绽。四出，中吐黄蕊，七须环列”（图08）。而它的另一个品种紫玉簪（图09），“叶上黄绿间道而生，比白者差小，花亦小而无香，先白玉簪一月而开”，可见此为中国常见花卉。而欧洲人则直到18世纪末才认识玉簪。1781年，白花玉簪和紫花玉簪第一次作为药用植物收入法国《中国药用植物标本大典》（Herbier, ou Collection des plantes médicinales de la Chine）中（图10）。从图像镜像对应关系来看，紫花玉簪的插图应该摹写自较早抵达法国的《本草品汇精要》（Recueil de plantes ou Collection des plantes vénéneuses de la Chine, 图11）。此外，《圣心图》中唯一一例的荷包牡丹，也是十九世纪才传入欧洲（图07），此前欧洲并不见其踪迹。

图10、11

相比在欧洲流传的本草类插图，《圣心图》中所见的花卉并没有标注品种，也不具备植物学图像的特征，而更多地像是一张园艺效果图，为观者提供了一个种满中国花卉的欧洲花境。

法国北堂和中西植物学交流

法国北堂地处皇城西安门外蚕池口，原为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旧宅，是北京三个耶稣会天主堂中建成最晚的。十八世纪初天主堂扩建之处，北堂就有花园，当时“院之南首，有园圃数亩，内建宅舍”，即“南园子”。对比康熙时期的北堂平面图、《乾隆京城全图》（图12）以及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北堂全景图，北堂的花坛和南首用于摆放盆栽的甬道应该在1750年已完工，而整体格局在1775年天主堂移交法国遣使会后，并无太大变化。

图12

据书信所记，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 1665-1741）和汤执中（Pierre Nicolas d'Incarville, 1706-1757）都曾在南园子中尝试培植西洋花草。从时间上看，1740年抵京的汤执中很有可能是北堂花园扩建的参与者。作为专业的植物学家，他除了向欧洲介绍中国植物外，还和巴黎、牛津、伦敦、圣彼得堡等地的科学机构建立了联系，并用各地寄来的种子在清宫园林中成功培养了含羞草、银莲花、大小旱金莲等欧洲花草，轰动一时。汤执中对中国植物的收集满怀兴趣且有着严谨的科学态度，而对人工培育的园艺植物却并不关注。法国国家自然史博物馆的标本室，至今保存着当年汤执中寄给他老师Bernard de Jessieu （1699-1776）的植物标本，其中多为他在澳门和北京两地所搜集。这些标本中有149种是来自北京地区的野生植物，包括玉簪属（汤执中写做Funkia subcordata, Spr.）、（杜鹃属）照山白、野鸢尾花、曲枝天门冬、鸭跖草等。这些采集自的山区标本涵盖了野生草本、灌木、乔木等多个种类，比如以他名字命名的角蒿属植物就属于野生草本（图13），无法人工引种于庭院。除了风干的植物种子和标本外，汤执中还向欧洲寄送了定制的《本草纲目》插图，体现出其作为植物学家的关注重点。基于此种原因，十八世纪中前期，欧洲植物园中所拥有的中国园林植物屈指可数。据十九世纪俄罗斯公使馆、驻京医生兼汉学家贝勒（Emil Bretschneider, 1833-1901）的统计，1780年以前欧洲所引种的中国园林植物仅有石竹和蜀葵两种，其它均为非园林植物。

图13

十八世纪下半叶，中国园林植物开始大量出现在欧洲庭院。这里不得不提到另一位北堂传教士、植物学家韩国英 （Pierre-Martial Cibot, 1727-1780）。1760年，韩国英来到北京，接替三年前病故的汤执中。他虽然延续了汤执中时代的传统植物学活动，但重心逐渐转移至中国园林植物、器物和中草药学。单就植物学一项，韩国英在《中国杂纂》（Mémoires concernant les Chinois）中就发表了十四篇文章，其中卷三的“中国的植物与灌木”（Notices de quelques plantes et arbrisseaux de la China, 437-498）第一次深入介绍了中国的荷花、玉兰、秋海棠、茉莉、葵花、牡丹、晚香玉、百日红等等园艺花卉。

韩国英还非常强调植物经济、药用与园艺价值及其在欧洲应用的可能。如《中国杂纂》卷十一“对可能在法国种植的中国植物、花卉与树木的观察”（Observations sur les plantes, les fleurs et les arbres de la China, qu’il est possible et utile de se procurer en France, 1786, 183-259） 一文大篇幅介绍了北京、中国各省和巴黎气候的差异，皇家园林的果树种植情况以及各省沟渠、树篱等园艺技术。此外，韩国英曾在1772年与他人合作完成一册带有相似标题的、长达404页的设色植物画册《中国的植物、花卉和树木》（Recueil de peintures précédé d’un mémoire sur les plantes, fleurs et arbres de la Chine），并于1774年1月寄回巴黎，相信是用来补充其之前所发的文章。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该画册花卉类的插图大体延续了汤执中所收集的《本草品汇精要》体例，内容上与上文提到的《中国药用植物标本大典》有重合，推测为后者的图像来源（图14、15）。据称，韩国英于1780年去世之前，还往法国寄送过几大册植物标本和种子，但法国国家自然史博物馆目前尚未开放这部分材料，所以很难判断和汤执中标本在种类上的差别。

图14、15

可以说，北堂的植物学活动在1770年代后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重点从随机的野外植物收集、中国原生植物系统介绍，逐渐转移到对中国园林花卉、果木以及园艺技术的移植和推广上。这种转变，与传教士的更替、法国重农主义的兴起等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贝尔坦和法国重农运动中的中国图像

自十八世纪中叶起，法国重农主义兴起，国家经济重心转向农业生产和土地发展，强调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秩序是社会稳定的核心，而其“中国热”也逐渐从对中国艺术的欣赏转向更为理性的对中国农业经济模式的学习。经过之前传教士们近一个世纪的书信通讯往来和出版，以及欧洲中国志书的普及，尤其像《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 1735）这样百科全书式的通志，使得欧洲相信中国是一个更加文明，体制更为先进的农业国家。全面的学习中国，恰恰是“启蒙”欧洲的关键。

在这个背景下，作为重农主义的核心人物、法国皇家农业协会成员和国务大臣的贝尔坦（Henri Jean-Baptiste Bertin, 1720-1792）对中国在农业和科学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说法深信不疑。为了获取更为确凿和系统的知识，贝尔坦先是委托旅行者去搜集材料，并在1766至1792年间和北堂多位传教士保持了密切的书信联系。他所需求的信息以问卷的形式寄往北京，北堂传教士如韩国英、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以及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 1723-1792）等则根据要求把翻译的中国文献、编纂的科学报告、定制的画册以及植物种子和标本等寄往巴黎。

贝尔坦的问卷涵盖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各个领域，从各省农业生产对气候的依赖、牲畜的繁殖、粮食的存储、收成的分工，到农民的地位和土地的获取等等。1766年，他还专门向传教士请教了关于中国的储备经济、粮食贸易和价格问题。在收到报告后，贝尔坦会仔细阅读，亲自参与修订，并把选定的文章出版在《中国杂纂》中。其中收录的许多文章，比如前文提到的韩国英所著的“中国的植物与灌木”和配套册页以及“对可能在法国种植的中国植物、花卉与树木的观察”，其实都是对贝尔坦问卷的回应。

事实上，许多文章还专门配有册页，比如除了《中国杂纂》卷三（1777）中的“中国温室”（Serres chinoises, 1777,页423-436）一文外，韩国英还专门让人画了一册《中国温室及其花卉》（Serres chaudes des Chinois et fleurs qu'ils y conservent, 1777, 图16、17），详细图解花窖的构造、花卉的贮存以及室外育苗的保温措施。和《中国温室及其花卉》类似的还有多套中国图册，目前存放于法国国家图书馆。它们虽由不同人绘制，但应该都是由贝尔坦在不同时期向北堂传教士们定制的，其中和园艺相关包括了《海淀：中国皇帝的行宫》（Haitien. Maison de Plaisance de l'Empereur de Chine，即《圆明园四十景图》）和《中国园林装饰所用的山石》（Pierres employées pour ornemens dans les jardins chinois）。据信，后者对应的应该是韩国英“对可能在法国种植的中国植物、花卉与树木的观察”一文中所提及的中国园林山石部分（该文的写作时间应早于1786年的出版时间）。

图16

图17

贝尔坦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关注，还涵盖了园艺学，这是汤执中时代的植物学实践中未涉及的内容。十八世纪的欧洲，修建一个有品位的中国园林成为风尚。但是由于缺乏一手材料，很多所谓的“中国风”园林仅仅是欧洲人对东方幻想的产物，与实际上的中国园林大相径庭。贝尔坦希望营造一个真正有着中国品味、种着中国植物的花园，而不是千篇一律的、怪异的“中国风”园林。因此，除《中国杂纂》收录韩国英多篇关于中国园林的著作，如卷八中的“论中国的园林”（Essai sur les jardins de plaisance des Chinois, 页301-326）外，有证据显示贝尔坦还从韩国英那儿获取了中国植物种子。

尽管贝尔坦已经收集了“各种中国亭子的图纸”，但他仍在1786年致信当时的法国北京传教团团长晁俊秀，希望能让“一些中国建筑师提供一张或多张花圃的图纸，以及让人能寄给我们一些关于他们会使用的灌木和花卉的细节”。然而从文献上看，贝尔坦似乎并没有及时收到这方面的回复。

后记

《圣心图》上大量的园林植物细节，恰恰满足了贝尔坦所希望的中国“花圃的图纸”和“灌木和花卉的细节”。由于绘画很难表现“四时花卉”的效果，所以传教士特别制作了一张夏季的园艺效果图，除了十几种常见的园林植物，还展示了嫁接，盆栽以及修剪等技术（图18），为观者提供了一个中国花卉栽培于欧洲花境的范式。

图18

1772年6月11日，韩国英在一封信中详细地报道了北堂“耶稣圣心瞻礼”的情形，他所描绘的田字花坛以及仪式的细节都与《圣心图》相差无几。考虑到韩国英、钱德明和晁俊秀都曾在这个时期向贝尔坦寄送了中国园林相关的材料，所以该图很有可能和其它后来陆续抵达法国的图册一样，是为了补充韩国英的书信而作的。因为韩国英过世于1780年，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图是由钱德明或晁俊秀为贝尔坦定制的尺幅巨大的园艺效果图。

虽然贝尔坦没有及时收到这份迟到的礼物，但图中的玉簪于1784年绽放在巴黎的皇家植物园。从1786开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公爵（即后来的路易十八，1755-1824）开始为凡尔赛的巴尔毕公园（Parc Balbi）搜罗中国园林植物。至建成之时，园中没有“中国风”的亭台楼榭，也没有造型怪异的中国塔，取而代之的是满园的中国植物。这时，汤执中时代所搜集的中国植物种子逐渐开始被法国植物学家研究和培育，并在巴黎的植物园中大放异彩。

致谢：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公共艺术研究中心徐畅老师在鉴定植物方面给予大力帮助，特此谢忱。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本次发布版本略有改动。

王廉明，于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完成美术史硕士（2009）、辅修经典考古学、意大利语言文献学和艺术教育。期间曾求学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2009年至2011年任教于维尔茨堡大学。2014年于海德堡大学完成东亚艺术史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至今。目前为佛罗伦萨艺术史研究所“美术史和美学实践”项目（柏林）访问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西美术交流史、园林史和清宫绘画史。其专著“Das Jesuitenerbe in Peking: Sakralbauten und transkulturelle Räume, 1600-1800”（北京耶稣会的遗产：宗教建筑和跨文化空间）将由海德堡大学C, Winter出版社于2019年初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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